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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朗西埃：《米歇尔·塞尔与法国科学哲学》

译｜蓝江

 巴什拉之后的超理性主义：米歇尔·塞尔与新科学精神

导  言

米歇尔·塞尔的作品往往被视为与巴什拉的彻底决裂（例如，Erdur 2018, 339-44）。本绍德·文森特（Bensaude-Vincent）甚至将塞尔描述为 “将我们巴什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人”（本绍德-文森特，2010，43）。塞尔本人也赞同这种对立的看法，他在1976年的一次访谈中称巴什拉的理性主义是 “哲学中的巨大瘟疫”，“毁了法国的认识论”（Serres 1976, 21）。在后来与拉图尔的一次访谈中，他也有类似的说法：

是的，我的论文是在巴什拉的指导下完成的，但我私下认为，当时流行的 “新科学精神 ”远远落后于科学。……它所提供的科学模式，对我来说，不能算是当代的。在我看来，这种新精神已经过时了。因此，这个环境不属于我。(Serres and Latour 1992, 11）

同样，拉图尔将塞尔描述为反巴什拉（Latour 1991, 93）。在此背景下，巴什拉计划被描述为对科学合理性的天真信仰，或被描述为将科学从所有非科学因素中净化出来的错误计划（见第二章）。

然而，这一形象过于简单化，实际上使我们无法真正理解我们今天可以从巴什拉的作品中学到什么。正如克里斯蒂安娜·弗雷蒙（Christiane Frémont, 2008, 79）所正确指出的，“从一个真正的后巴什拉主义者出发，我们过于草率地将米歇尔·塞尔塑造成了一个反巴什拉主义者。”如果我们超越巴什拉与塞尔之间这种简单对立，就会发现一幅更有趣的图景。通过关注塞尔在其早期作品中与巴什拉的互动，巴什拉计划的一个核心要素将得以凸显，而这一要素在塞尔的哲学中仍在发挥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巴什拉和塞尔在所有问题上都是一致的。恰恰相反，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差异，比如塞尔的关系本体论（见第四章）。以下各章将着重论述这些不同之处，而本章则主要论述塞尔的早期作品。这些早期作品展示了塞尔是如何通过与巴什拉和法国认识论传统的亲密对话，然后与之决裂的。

本章的主张是，两位作者在方法论上存在某种连续性。正是巴什拉的这种方法论在塞尔的哲学中仍然起作用，从而突出了为什么将塞尔的哲学纳入法国历史认识论的传统仍然是有意义的。在第一部分，我将讨论巴什拉的作品，尤其是他的超理性主义和非哲学。其次，我将利用对巴什拉的这一解读，对塞尔针对他提出的具体批评进行新的阐释。我的主张是，即使我们承认塞尔的批评在内容上有明显的不连续性，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巴什拉某些方法论要素的激进化。此外，我们还将看到，这些关于塞尔与巴什拉之间关系的思考，对于塞尔与法国科学哲学的其他代表人物（从奥古斯特·孔德到乔治·康吉莱姆）之间的关系也很有价值。因此，这也是向下一章迈出的一步，在下一章中，我们将重点讨论塞尔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与巴什拉的遗产之间的主要分歧，尤其是在路易·阿尔都塞的影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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